胡適娛樂與生活胡適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。胡適在北京，最初住在南池子緞庫后身八號。我到北京時，他家已搬到鐘鼓寺十四號，在大學(xué)夾道附近，離北大不遠(yuǎn)，住宅是普通四合院，房子不大，一進(jìn)門為門房，兩側(cè)為廂房，正房居后，旁有耳房，廚房很小，廁所更狹。庭院也不寬大，栽有一二棵小樹，數(shù)盆夾竹桃。正房為寢室和書房，兩廂為客房及會客室。男傭人住在門房，女傭人住在耳房。家具陳設(shè)也很簡單。那時，各大學(xué)都長期欠薪，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，胡適的經(jīng)濟(jì)也不寬裕。后來，胡適出版的著作日多，銷路一好，收入就多起來了。在這個時期，他到國外去了一次，在國外住了十個月，講了些學(xué)，掙了些錢。鐘鼓寺的住宅，實在太狹小，不能不另找新居。恰巧，林長民的住宅出讓。林當(dāng)時任郭松齡的秘書長，郭是奉軍的革新派，他造老派張作霖的反，被張作霖打敗，全軍覆沒，郭和林都被打死。林已死，他的住宅只好出讓。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門六號。鐘鼓寺的房子是尋常老百姓家，陟山門的房子卻是官僚政客的公館了。房子寬敞很多了，庭院也大，氣派也兩樣了，有長廊，廚房中有機(jī)井。林家原有的家具陳設(shè)及皮沙發(fā)等，出了頂費(fèi)全部買過來了。張大元帥進(jìn)入北京，捕殺進(jìn)步和革命人士，恐怖氣氛籠罩著整個北京城。胡適從海外講學(xué)回國，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，于是江冬秀同兩個兒子遷到上海，住靜安寺極司非而路四十九號甲，為一樓一底的小洋房。胡適藏書多，所以房子要大。他的藏書沒有搬到上海，傭人也沒有跟來，一樓一底的小洋房也夠住了。何況上海是寸金之地，房租貴。當(dāng)時胡適的經(jīng)濟(jì)情況，還住不起花園大洋房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，胡適離開上?；氐奖本僭诒贝笕谓?。如時，胡的朋友越來越多了，書籍也越來越多了。象陟山門那樣的房子又不夠用了。蔣介石掌握政權(quán)后，為了安定人心，教育經(jīng)費(fèi)照發(fā)了，大學(xué)教授的薪不欠了，工資也提高了，特別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，還可以兼課兼薪，北京改為北平，政治中心南移，人口外遷，空房子多出來了，房租也便宜一些了。因此，胡適找到后門米糧庫四號的房子。這座房子比陟山門的房子更大了，更好了，有一個很大的庭院，院中有樹木，有汽車間，有鍋爐和熱水汀，有浴室和衛(wèi)生間；房間多了，胡適可以接待好友了。徐悲鴻、徐志摩、丁文江等朋友，都是這個時期住在他家。他的孩年是在家鄉(xiāng)度過的，十幾歲才到上海，所以他喜歡吃家鄉(xiāng)的飯菜。徽州山多地少，人口眾多，主食為米、面、玉米等。北方以面食為主，南方以米食為主?；罩萑说淖嫦?，多數(shù)是在北方，歷代戰(zhàn)亂頻繁時，逃難遷來的。加之人多田少，不能完全靠吃米食，所以徽州人慣于米、面、雜食。吃些米食，也吃些面食，并且還吃些玉米。歙縣南鄉(xiāng)，幾乎以玉米為主食了。胡適的飲食都是鄉(xiāng)土化，可是他吸紙煙是洋化了。他吸的紙煙都是舶來品，如聽裝的白錫包，聽裝的大炮臺等。煙癮不大，要吸好的紙煙。每日只吃三餐飯，不吃零食，也不常吃水果?？傊纳畛募垷熗?，其余的都是一般化。胡適歡喜穿中服。茅盾說，他在上海初見胡適時是夏天，胡適穿的是紡綢褂褲，紡綢長衫，足上穿的絲襪，皮鞋，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，他說的情形，確是如此。胡適在國內(nèi)不愛穿西裝，中山裝更不用談。出國時才穿西裝。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、絲綢、呢絨、皮毛等。他沒有一件珍貴的衣服，例如貂皮一類。他為什么喜歡穿中服？因為中服舒適方便。穿西裝，夏天則覺熱，冬天則覺冷，春秋二季則緊繃在身上，起坐行動都不舒服。他這般講實用，也是習(xí)慣吧。胡適夏天戴巴拿馬草帽，其他季節(jié)則戴呢帽。除天熱外，他外出時都圍一條毛線圍領(lǐng)巾，以防感冒。江冬秀也沒有很值錢的衣服，至于兒子的衣服，則更是一般了。睡的床也是普通的雙人床；被褥、被單、毯子等也是普通的?？傊拇┲?，說不上樸素，也說不上華麗，只是穿得整齊干凈，保持他的學(xué)者派頭。胡適有什么文娛生活愛好嗎？他曾說過，他在上海讀書時是愛玩的。一九一七年回國后，我接觸他時，沒有看見他打撲克，打麻將是偶一為之。我們知道，二十、三十年代，我國沒有收音機(jī)，電視機(jī)還沒有問世，那時，只有留聲機(jī)，他家有一部，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劇和粵劇等，這是為他的小孩子買的。他的小三（思杜）少時跟著唱片哼，也學(xué)會唱幾段京劇。胡適不會唱歌，也不會唱戲，但戲還是要看的，無論京戲、昆曲、話劇等等，他都看的。他不是戲迷，也不捧什么藝人。一九一八年，他還寫了一篇《文學(xué)進(jìn)化觀念與戲劇改良》的文章，登在《新青年》上，今天看起來，這篇文章可議的地方很多，但從歷史上來看，尚有史料的價值。胡適在上海大舞臺看過戲，覺得那時做戲的人還是趙如泉、沈韻秋等那些老藝人，沒有一個新出的角色。那時，他也在上海游過先施樂園和大世界，看到男女雜坐，不分貧富老少，短衣的人尤多，他說那里真是平民的娛樂場。到北京后，他也到同樂園看過韓世昌的《游園驚夢》、陶顯庭的《山門》、侯益隆的《闊帳》。但他特別贊賞的是京劇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。我到北京時，演京劇的譚老飯早已不在人間，更談不到程長庚大老板了?？墒怯嗍鍘r、楊少樓、梅蘭芳三杰鼎立，其他老藝人健在者還多，京戲雖非鼎盛之際，卻也盛極一時。余叔巖不常演出，但楊、梅二人唱對臺，北京的戲迷，大過其戲癮。我不懂戲，但我看戲，以看余叔巖、楊少樓、梅蘭芳、程硯秋為多，至于尚小云、荀慧生、譚富英、馬連良等人的戲，只偶爾一看。那些坤角的戲，我是不看的。有一晚，胡適看了孟小冬的《擊鼓罵曹》，回家后，贊不絕口。他說，孟小冬的身段、扮相、嗓音、做功，毫無女子氣，真是好極了。叫我去看。我看了孟小冬的戲，果然不錯。我從此改變了對坤角的偏見，也去看新艷秋、雪艷琴、章遏云的戲了。老白玉霜為評戲，轟動京華，我原來是不看的，后來也看了。那時，北京最漂亮的電影院僅有真光電影院，院址在東長安街，主要是放映外國影片，胡適去看的，偶爾也看一看中國的影片。北京沒有專門演話劇的場所，也沒有演話劇的團(tuán)體。只有當(dāng)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兒唐若菁主演的《茶花女》話劇，轟動一時，胡適去看過，未加評論。他對劉寶權(quán)的大鼓，倒也十分稱贊。胡適的朋友，能書善畫的友人很多，可是他不愛收藏字、畫、碑帖，更不喜歡收藏古玩。他對于文娛只是一般的欣賞，并沒有特別的愛好。然則他有什么愛好嗎？有！他的愛好是在書———收藏書籍。這一點，下節(jié)再敘。胡適藏書和書齋胡適的藏書。研究學(xué)問的人都愛藏書，胡適更甚。他的藏書很多，約有四十書架（大書架），以線裝書為主，外文書比較少些。他的藏書中，少數(shù)是他的父親鐵花公留下來的。他的父親有些藏書，一般的圖書為多，好的較少。他一九一七年回國后，曾三次回老家，第一次是探望老母，第二次是結(jié)婚，第三次是奔母喪。他把老家好的圖書都帶到北京，一般的還是留在老家，留下的書經(jīng)過十年內(nèi)亂，蕩然無存，雖可惜而又不很可惜。這話怎講？因為沒有善本??！哪些書帶到北京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別人不知了，因為沒有特別的鈐記，無法識別。我認(rèn)為，有兩部書是他的父親留下來的，比較可以肯定：一部是《汪士鐸文集》，一部是《鶴肪詩詞》。為什么這祥說呢？聽我道來。汪士鐸是江蘇江寧人，清道光舉人，名重一時，曾任績溪縣訓(xùn)導(dǎo)。我外祖父的祖父，在南京做生意，富有資財，重金禮聘汪士鐸到宅坦村教他的孫兒胡寶鐸、胡宗鐸、胡宣鐸（昭甫公，我的外祖父）三人的書。據(jù)我的外祖父說，汪對于山川形勢、關(guān)隘險要，很有研究，尤其對于徽州的地理，更了如指掌。后來，胡林翼、曾國藩聘汪為幕僚，襄贊戎機(jī)。我想曾國藩以祁門為抵抗太平軍的大營，說不定還是由于汪士鐸的出謀獻(xiàn)策。胡適的父親與寶鐸公、宣鐸公交誼最深，藏有《汪士鐸文集》，是意料中的事情?！耳Q舫詩詞》一卷是我族的先輩石芝（號眉生）所著。他是嘉慶、道光間的廩生，著有詩詞，富于人民性，名不出于鄉(xiāng)里，但鄉(xiāng)里中的文人學(xué)士藏有他的詩詞者頗不乏人。胡適在《新青年》上登載過他的詩詞數(shù)首，就是從這些詩詞中選出的。這本書是他的父親保存下來的，也比較可信。胡適的圖書，大多數(shù)是在北京收購的。北京琉璃廠有許多古籍書店，他們常常搞些古籍，待高價再行賣出，這些書賈對于哪一家有書要賣出，哪一個人想買進(jìn)，打聽得一清二楚。他們都知道胡適收藏舊籍，他們就代他收集，送上門讓他選購，選中即留下，不一定馬上付錢，何時付錢都可以，書賈識趣不來催。有些朋友也幫他買書。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（一七五四年）鈔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殘本十六回，就是友人幫他買的。胡適的藏書，善本不多。胡成之對我說：“他有一部《金瓶梅》是珍本，非常珍視，不輕易給人家看。”我沒有看見過這部書。報載胡適有一部《紅樓夢》甲戌本，寄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(xué)，那便是鈔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殘本十六回。這部殘本是海內(nèi)最古的《石頭記》抄本。胡適出了高價把這本書買來。他把這部書存藏在哥倫比亞大學(xué)母校，足見他的重視了。抗戰(zhàn)前，胡適的藏書沒有登記，沒有編目，也沒有鈐記。大多數(shù)的圖書在書架上，少數(shù)的放置書櫥中。什么書，放在什么地方，他親自放置，記得清楚，隨時隨手可以拿出。在北京，胡適四次搬家，第一次搬到鐘鼓寺，第二次搬到陟山門，第三次搬到米糧庫，第四次搬到東廠胡同。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，他的圖書都是我和他的從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運(yùn)的。我們事先將書架的書和它們的位置都記住，裝在一木箱內(nèi)，每個箱，編了號碼，搬到新居后，依次打開，照原樣放置。一九三七年日寇進(jìn)逼，北京危險，他的藏書打包裝箱，運(yùn)到天津，保存在浙江興業(yè)銀行倉庫。他在美國時，擔(dān)憂他的四十架圖書，恐怕要丟失了。幸而浙江興業(yè)銀行保管得好，沒有遭受損失。抗戰(zhàn)勝利，他到北京，這些圖書也跟著搬到東廠胡同一號了。后未，他的圖書是否登記，是否編目，是否蓋有圖章，我不得而知了，一九四九年一月，他倉惶南飛，他的圖書絲毫未動，北京和平解放后，這些圖書遂全部歸公了。胡適的書齋。我現(xiàn)在談的是胡適住在鐘鼓寺、陟山門、米糧庫三處的書房。這幾處的書房基本上是一樣，大小稍有不同。房內(nèi)有一張很大的寫字臺，一兩個書櫥，一張旋椅，幾張小椅，四壁空空如也，沒有懸掛字畫。書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寶，有白錫包或大炮臺紙煙一聽，煙灰缸一只，火柴一盒，記事臺歷一本，此外，滿桌都是書籍，看起來很紊亂。桌上的書籍，任何人都不去動它，稍為一移動，他就要費(fèi)心去找了，傭人只將桌上面的灰塵拂去。他在書房中看書、寫作時，我們都不進(jìn)去打擾他。江冬秀愛打牌，打牌場所也遠(yuǎn)離書房，使打牌的聲音傳不到書房那里。書桌的抽屜，沒有上鎖，稿件和須要保存的書信，一部分放在抽屜內(nèi)，另一部分則保存起來。胡適認(rèn)為，沒有保存的價值和無關(guān)重要的書信，看過后隨手丟掉。一九七九年，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《胡適來往書信選》，就是他自己保存，臨行匆促，沒有帶走，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書信。那時，我們到他的書房去，從來不打開書桌的抽屜，也不翻閱桌上的書籍。但凡是沒有收存起來，閱后丟在桌上的書信，可以隨便閱看的，我看過楊杏佛、劉半農(nóng)等給他的一些信件。胡適自印有稿紙，直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分格，對折，署“胡適稿紙”四字。他寫作時用毛筆，直寫，字體不潦草，很少涂改，一稿完成，好似重抄一遍。實際上他沒有功夫重抄，又不愿找人重抄，偶或找他的從弟胡成之和章希呂重抄一些。這是他的硬功夫。他的字雖有書卷氣，卻無功力。我沒有見他練字，碑帖也很少。遇著有人找他寫字，他也揮毫。他不用特別好的筆、墨，更不談有什么名硯了。胡適在家的活動場所主要是在書房，遇著疲倦時，讀些詩詞，看些小說，很少到庭院中散步。少數(shù)的朋友，直接可以到書房中和他談天，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廳中會見。他晚上出去有事，無論什么時候回來，總要在書房中看一陣書再行睡眠，這是他的習(xí)慣。胡適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來書信，除在親友手中已遭散失外，基本上是保存下來了。我現(xiàn)在要談的是他的稿件問題。胡適寫了許多稿子，有的是寫好而沒有發(fā)表，有的是在寫中而沒有完成，如《中國哲學(xué)史》等。這些稿件，未知是否保存在東廠胡同一號家中（現(xiàn)該宅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）,如未在國內(nèi)，一定是他帶到國外去了。他最珍視自己的稿子和他父親的手稿。據(jù)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說：“先人自作年譜記至四十歲止，其后有日記二十萬字，尚未校好。其中甚多可貴的材料。詩只有一冊，文集尚未編定，約有十卷。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。未及?？毙｜c。連年忙碌，無力了此心愿，甚愧。”（此信現(xiàn)保存在胡近仁的孫兒手中）據(jù)羅爾綱《師門辱教記》所載，他的父親“全部遺稿分為年譜、文集、詩集、申稟、書啟、日記六種，約八十萬字”。這些手稿，早已帶出去了。所以唐德剛說：“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抄本，已印行的除《臺灣記錄兩種》（一九五一年印行）……之外，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，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，卻遍索不得。”據(jù)此，鐵花公的手稿，大部分尚未印行。未知這些珍貴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，還是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(xué)中文圖書館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