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人都是詩人。余光中是世界級的詩人。畢業(yè)于愛荷華大學。

一、關(guān)于余光中

余光中先生是臺灣作家，那一首《鄉(xiāng)愁》，曾點燃多少臺灣人對祖國的思念，尤其是在海峽兩岸不得不隔絕的時候，這首詩，更代表那些從大陸過去而風燭殘年都不能回來的人們的思念：

小時候，鄉(xiāng)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，我在這頭，母親在那頭。

長大后，鄉(xiāng)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，我在這頭，新娘在那頭。

后來啊，鄉(xiāng)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，我在外頭，母親在里頭。

而現(xiàn)在，鄉(xiāng)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，我在這頭，大陸在那頭。

《鄉(xiāng)愁》是一乎文字極為簡單的詩，卻很美，很打動人心，能引起眾多的共鳴。

此詩的格式與蔣捷的《虞美人》極為相似：

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云低，斷雁叫西風。

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。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。

而余光中《鄉(xiāng)愁》的思想境界，比蔣捷的似乎要略勝一籌。

但如果以對故國的思念作比較，將后主李煜的《虞美人》一比，余光中此詩又在其下了：《虞美人》：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

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如果說余光中的是刻骨之思，那么李煜此詞就是刻骨之痛了。

在現(xiàn)當代的文學界，余光中先生的才華是公認而不打折扣的，他以儒雅的外表、廣博的知識、滿腹的才華而被海內(nèi)外華人深深喜愛，且廣為人知。

梁實秋先生曾這樣形容余光中：“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散文，成就之高，一時無兩?！?/p>

這句評語，可作為余光中先生的蓋棺之論。

二、關(guān)于余秋雨

與余光中先生海內(nèi)外一致的好評相比，余秋雨身上就不免毀譽參半了。

喜歡余秋雨的人，贊其為文化大家，文化昆侖，極盡溢美。

不喜歡余的人，專家罵他外行人故講內(nèi)行話，百姓罵他矯情而虛偽，曾被唾沫掩埋。

就我個人對余光中的感覺，我覺得他的散文作品《文化苦旅》還是極為不錯的，我從九十年代開始，就一直喜歡讀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這部散文集，他以華麗的文字，優(yōu)美的句子，深沉的思索，去叩問中國歷史和文化中一直困擾著他的也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，讓人在閱讀美文的同時，感受中國文化的深邃與博大。

三十年過去了，我依然非常喜歡這部書，至今還放在我的書桌上，閑時翻開一讀，感覺清風拂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文化苦旅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化大散文集，之前的散文類型中，沒有這種文體，余秋雨是先行者和開拓者，憑此，這部書或許該進中國當代文學史。

還值得一提的是，余秋雨寫《文化苦旅》時，正是中國人面向大海，面向西方，如接受上帝一樣接受馬爾克斯、卡夫卡的時候，特別是那一代文青，陶醉于西方現(xiàn)代派，用力去模仿，包括今天名聲如雷貫耳的莫言、陳忠實等，都是那一群中的模仿者。

但是，余秋雨沒有跟風，他從繁華的上海，孤身一人，走進了戈壁、沙漠、深山、古寺，去了敦煌、洞庭、廬山，走進了中國山水和文化的深處，做回歸歷史和文化的探索，寫出了一系列帶有對歷史文化思考的長篇散文，引起極大的反響，也奠定了他在文學上的地位。